從小到大，我一直都很獨立。在從高中畢業到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的數年間，我去過52個國家，大部分時間都是獨來獨往。跟別的旅行者不同，我從來不向別人問路，而是一個人在各種地圖和路標中苦苦鉆研直到最終弄清方向。我的獨立往往夾雜著自豪、勇氣、固執、幸運。
然而，有一天，在泰國的潘安島上，這一切都改變了。當時，我和未婚夫肖恩在海里游泳。突然他被一只箱形水母蜇傷，在三分鐘內就死了，年僅25歲。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感向我襲來。但是，當旁觀者和其他游客主動提出幫助時，頑固的矜持、長期的習慣和極度的悲傷使我拒絕了。我甚至不知道怎么跟別人接觸了，就好像我突然講著一種世界上無人能懂的語言。我甚至拒絕了父母的反復請求，他們非常想過來幫我一把。
不管我怎么反對，仍然有兩名以色列女子不肯離去，堅持留了下來。當卡車把肖恩的遺體從海灘運到醫院時，她們徒步跟在后面。醫院正式宣布肖恩死亡時，她們陪在我身邊。醫院要求我立即支付相關費用并準備火化時，她們向醫院提出要求：應該給時間讓我獨自守在肖恩的遺體旁。當醫院工作人員拿來一份泰語的文件要我簽署時，我習慣性地抓起筆，她們攔住了我并堅持讓對方先把文件翻譯成英語。肖恩的死因被描述成了酒后溺水。事后我從一名專門研究箱形水母的科學家那里了解到，在當地水母造成的死亡常常被隱瞞，以免給旅游業帶來影響。
隨后，肖恩的遺體裹著白布被卡車運往附近的一座寺廟，那兩名以色列女子與我一同前往。她們當時不過21歲，和我素昧平生。我們回到海邊度假酒店時已是凌晨3點，8點鐘我還得趕到當地的警察局。那兩名以色列女子再次要求陪著我。她們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但她們堅持與我一道。聽了她們的話，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放松，因為我不用一個人面對那些警察了。但我還是暗自決定如果早上沒見到她們，就不去叫醒她們。早上我來到酒店大堂時，發現她們已經等在那兒了。在警察局的一間小屋里，由于語言障礙和其他原因，我花了八個小時才把事情經過陳述清楚。第一次向警察講起事情的經過時，我忍不住哭了。警察很刁難人，懷疑我說的一切，并堅持說要有四名男性目擊證人才能證明肖恩的死因。我根本做不到這一點。那兩名以色列女子與那個警察交涉了很長一段時間，他才做出讓步，接受她們的簽名為有效證據。
肖恩出事之前，我們一直在籌備著結婚、購房、懷孕等事情，轉眼之間，這一切都消失了。這個突如其來的打擊讓我難以置信，無法承受。整整一個星期，那兩名以色列女子寸步不離地守著我，讓我進食，勸我飲水，還緊張地要我仔細考慮每次給遠在澳大利亞的肖恩父母打電話時應該說的話。這個悲劇原本與她們毫不相關，她們本來可以撒手不管，但是她們甚至沒有告訴我，就悄悄改簽了飛機票，改變了行程，只為不忍丟下我一人。
兩名陌生人教我明白了一個道理：有時候，最不愿意求助的人往往是最需要幫助的人。我已經學會接受幫助，并向他人伸出援手。
(鐘星摘自《環球時報》2011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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