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終堅信兩點：道家的超脫是真超脫，不是忸怩作態；道家能夠超脫，是因為他們能倒過來看人生，從死來看生，所以能真超脫。
《莊子》里有一篇《至樂》，后來魯迅先生根據這篇文章寫了《起死》，編在《故事新編》里。《至樂》的主旨，粗看是憂生樂死，但問題不是如此簡單。若人生真是如此灰暗，那根本就不要活了，或者干脆別生下來。我想，莊子之所以把生寫得如此可怕，把死寫得如此幸福，其目的自然不是勸大家都去死，而是想告訴我們，要學會從死的角度去看生，可能會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新東西。
很多時候，看問題的角度一旦發生變化，很多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角度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平常人從生看死，生的問題找不到答案，死也像霧里看花，看不分明。儒家甚至根本不想死的問題，所謂“未知生，焉知死”，把死的問題完全擱置。道家則不同。道家談死的地方很多，把死也寫得很美。譬如莊子說：“息我以死。”把死看作一種休息，一種徹底解脫，就讓人很神往。莊子妻子死后，莊子并不悲傷，而是鼓盆而歌，覺得妻子到了一個非常美好的所在，“偃然寢于巨室”，注意莊子用的是“寢”，也就是“息”，死是一種徹底的休息，這樣美好，我若再哭，就顯得不通情理。但正如前面所說，道家談死的地方多，把死說得那么美好，其終極目的，不是要大家去死，而是要告訴大家，要學會從死的角度來重新打量生，可能就會獲得許多新的體驗。
哪些體驗呢？其實很簡單，就是為生命做減法。凡是妨礙生的，統統去除。莊子要人視死如歸，在一般人看來，很難做到。因為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人在臨死時，可能一定會想，要是能讓我多活幾天，我可以拋棄我的一切，什么地位呀，財富呀，權勢呀，聲望呀，那時候都幫不了我了。道家這時候就開始發問了：“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一個人一旦真正處于瀕死狀態，他就懂得了塵世的一切名利真如浮云，對生命沒有任何幫助，這時他就后悔了，我為什么沒有早點明白？
其實，道家，就是讓你早點明白這個道理的。我說過，道家的超脫是真超脫。他們之所以能真超脫，就因為他們真正明白這個道理。道家是倒過來看人生的，從死來看生，所以能把生看得特別透徹。想明白其實很簡單，老百姓口頭上也天天在說，錢財如糞土，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只不過，口頭上說說，心口不一致，所以還是起早貪黑，為名為利。若是如道家心口若一，大家都可以活得輕松些。
前面提到，道家憂生，覺得生不如死。但同時，道家重生，覺得生真是偉大。這看似矛盾，其實不然。“憂生”與“重生”，完全是統一的。“憂生”并不導致輕生，或者如佛家言，視生為虛幻。之所以“憂生”，是因為生活中大家追名逐利，名利害生，所以“憂生”。“憂生”恰恰是“重生”的同義語。莊子《讓王》中說：“重生。重生則利輕。”很有說服力。只有重生，才會輕視名利的誘惑。反過來，只有輕視名利的誘惑，才能重生。李斯和中子被殺時，想再次和中子牽著黃犬，一起出上蔡東門追逐狡兔，而不可得，我想李斯到死才明白，自己一生追名逐利，其實人世間最珍貴的珠寶，就是人的生命呀！舍此而追逐名利，真是舍本逐末。
“憂生”緣于“重生”，“重生”則“輕利”，而“輕利”之后，自然就是“樂生”了。莊子在《讓王》中說：“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于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這里所“樂”的，已經不是“窮通”等人外在的際遇，而恰恰是生命本身。道家的“樂”，同儒家的“樂”，我覺得還是有些區別。儒家的最高理想，是與民同樂，是“樂群”；道家所追求的，卻是生命個體的快樂，是一種“獨得之樂”。中國人的這兩種快樂，前者被統治者高調提倡，后者常常遭到壓抑。我個人覺得，兩種快樂應該并舉，不可偏廢。只有尊重個體生命的獨得之樂，群體的和諧快樂才有可能真正獲得。
道家的智慧，是一種倒過來看人生的智慧。有一個成語叫“向死而生”，我覺得很可以概括道家的這種人生智慧。生活中大約都有這種經驗，死過一回的人，大約可以活得超脫些，就是這個道理。生活中，常常煩惱叢生。我的職稱又沒評上去，郁悶；我今天打牌又輸了兩百，郁悶；我的股票暴跌，郁悶；這個位置本來是我的，但到嘴的鴨子飛掉了，郁悶；別人孩子高考考名校，我的孩子不行，郁悶。人老是在生活中的這些小郁悶之中打圈圈，自己與自己較勁，人生就會陰沉沉、濕乎乎，憋悶得很。其實，跳開這個小圈子，從死的角度打量生，這些小郁悶同寶貴的生命比起來，真如塵埃，風一吹，就散了，較什么真？
倒過來看人生，看到的就會是生命本身的光芒。剝離了附著于生命之上的那些外在的裝飾，看到本真的生命。剝離了附著于生命之上的那些外在的重負，生命之舟才會輕快前行。就像海中的航船，隔一段時間，不也要清理吸附船底的海藻、蛤蚌之類的生物嗎？
最后，我把孔子的這句“未知生，焉知死”改一下，改為“先知死，后知生”，要是唐突了“大成至圣先師”，那就只好求包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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