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中國人的人生哲學總是圍繞著義利二字打轉。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經有過一個人皆君子言必稱義的時代，當時或許有過大義滅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見的是借義逐利的偽君子和假義真情的迂君子。那個時代過去了。曾幾何時，世風劇變，義的信譽一落千丈，真君子銷聲匿跡，偽君子真相畢露，迂君子豁然開竅，都一窩蜂奔利而去。據說觀念更新，義利之辨有了新解，原來利并非小人的專利，倒是做人的天經地義。
“時間就是金錢!”今一句時髦口號。企業家以之鞭策生產，本無可非議。但世人把它奉為指導人生的座右銘，用商業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結果就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種企業，使人際關系成了一個市場。
我曾經嘲笑廉價的人情味，如今，連人情味也變得昂貴而罕見了。試問，不花錢你可能買到一個微笑，一句問候，一丁點兒側隱之心?
不過，無須懷舊。想靠形形色色的義的說教來匡正時弊，拯救世風人心，事實上無濟于事。在義利之外，還有別樣的人生態度。在君子小人之外，還有別樣的人格。套孔于的句式，不妨說：“至人喻以情。”
義和利，貌似相反，實則相通。“義”要求人獻身抽象的社會實體，“利”驅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質利益，兩者都無視人的心靈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義”教人奉獻，“利”誘人占有，前者把人生變成一次義務的履行，后者把人生變成一場權利的爭奪，殊不知人生的真價值是超乎義務和權利之外的。義和利都脫不開計較，所以，無論義師討伐叛臣，還是利欲支配眾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總是緊張。
如果說“義”代表一種倫理的人生態度，“利”代表一種功利的人生態度，那么，我所說的“情”便代表一種審美的人生態度。它主張率性而行，適情而止，每個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義，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為你僅在于你的真實“自我”。生命的意義不在奉獻或占有，而在創造，創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積極展開，是人在實現其本質力量時所獲得的情感上的滿足。創造不同于奉獻，奉獻只是完成外在的責任，創造卻是實現真實的“自我”。至于創造和占有，其差別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寫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帶來的名利地位，創造注重的只是創作本身的快樂。有真性情的人，與人相處唯求情感的溝通，與物相觸獨鐘情趣的品味。更為可貴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為利所逐的時代，他接人待物有一種閑適之情。我不是指中國士大夫式的閑情逸致，也不是指小農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種不為利驅、不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懷。仍以寫作為例，我想不通，一個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詩足矣。倘無此奢求，則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寫作也不過是這活得自在的一種方式罷了。
王爾德說：“人生只有兩種悲劇，一是沒有得到想要的東西，另一是得到了想要的東西。”我曾經深以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輕松俏皮。但仔細玩味，發現這話的立足點仍是占有，所以才會有占有欲未得滿足的痛苦和已得滿足的無聊這雙重悲劇。如果把立足點移到創造上，以審美的眼光看人生，我們豈不可以反其意而說：人生中有兩種快樂，一是沒有得到想要的東西，于是你可以去尋求和創造；另一是得到了想要的東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體驗?當然，人生總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輕利的人所體味到的辛酸悲哀，更為逐利之輩所夢想不到。但是，擺脫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許多瑣屑的煩惱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器度些。我無意以審美之情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達了一個信念：在義與利之外，還有一種更值得一過的人生。這個信念將支撐我度過未來吉兇難卜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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